原文题为“决策错误更多与情绪和心理有关”发表在《上海证券报》，2009年8月28日，B6版

后来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走上明星之路，关键是得益于对经济学原本拥有的心理学基础的抛弃。后来的经济学对于人性的看法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不谋而合，可能纯粹是一种巧合。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确给当时的经济学的成长以巨大的支持，因为凡是引入复杂人性的努力都在当时的主流心理学中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这反过来加强了经济学家对于理性经济人的自信。笔者在后文中将会交代，当时的少数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发现了经济学的罩门，无奈被严重简化的人性对于经济学模型化的努力是那么的便捷，一直为经济学科学化奋斗的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年轻经济学家们，宁可无视少数智者所看待的真实人性，转而着迷于一种机器人般的理性经济人，硬是把经济学建构成了一种数学符号和公式堆积的大厦。即便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至少经济学家们足以自得其乐了。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这么多年的努力，或者说近一百多年的努力，是否会让祖师爷满意呢？理性经济人这个假定，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愿意归功于斯密，因为斯密在《国富论》中，生动完整地论证了一个人的理性的自利的追求，如何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社会！那只无比注明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现在人们都熟悉的自由市场，之所以有序，之所以能够增进我们的福利，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没错。经济学家已经能够运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来完整地给出证明。

可我担心斯密本人不同意。斯密眼中的秩序，恐怕只和理性经济人有一部分关系。斯密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如何形成了有秩序的社会，而这仅仅依靠自利的理性的决策是不够的。为什么会做如此的猜测？道理很简单，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继承斯密的精神财产时，仅仅继承了其中的一部分，而把作为根基的部分给丢掉了。那个根基就在于《道德情操论》。斯密先研究了人性的道德面(其实很多是心理层面)，然后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的。或者说，斯密看待自由市场，一定是处于一个复杂社会的包围当中。而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想看到这个包围的部分，仅仅喜欢看到里面的那点菜而已。即便是里面那点菜，也是没有看全面的。

斯密眼中的人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吗？如果仔细阅读《国富论》，就会发现未必如此。由于斯密在该书中一开始就重点分析市场的分工和交易，并实际上试图论证价格机制是如何实现有序的社会的，但他并没有给出“看不见的手”的人性基础。自利没错，那理性呢？斯密没有说。这是因为斯密没有专门分析一个社会中的人是如何做出经济决策的。为何他不说？很简单，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详细论证了人性问题，并已经论证了复杂的人性和有序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国富论》中，已经没必要说了。

斯密显然承认社会中的人会独立地思考、精明地计算、并不遗余力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斯密也显然承认，这种人是会经常犯错误的，并不能像后来的经济学那样假定理性经济人只要给定充分信息就可以正确计算。人的决策错误很多时候和信息多少无关，和自身的情绪和心理有关。看到这，看过斯密的书的人就会起来指责我了，斯密的《国富论》有说到人的心理吗？我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有！而且正是涉及单个人决策的时候，斯密回到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思想脉络。在其《国富论》第10章第99页（商务印书馆中译本），斯密说，“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在第101页，“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以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而这些心理因素会影响到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分配。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斯密觉得人很多时候过度自信了！

斯密一直说，工作的愉快和不愉快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的两个因素之一。《国富论》第十章很大篇幅就是论证这一点。当然，斯密对于人性的完整看法更多体现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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