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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为“经济过程到底能不能计算和预测”发表在《上海证券报》,2009年11月23日,5版

一到冬季,老北京人就开始储存大白菜。这大概是过去冬季的蔬菜品种比较少,很难现吃现买新鲜的蔬菜;同时也因为大白菜便于长时间储存,于是众多平房的屋角都布满了这种过冬大白菜。随着高楼大厦幢幢冒出,住平房的越来越少,住楼房的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储存大白菜的物理条件似乎逐步消失了。楼道里通常比较窄、不通风且没有阳光,不太适合用来储存大白菜。如果搁在阳台上,又太占地方,妨碍晾衣服等等。于是,从理性人的角度看,这个储存大白菜的行为按道理应该随楼房的普及而逐步消失。其实不然,很多年纪大一点的人依旧还喜欢在冬季储存几棵,尽管超市里新鲜的蔬菜琳琅满目。为什么这些人继续储存大白菜?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看,似乎难以理解。如果你和这些人聊聊,就会得到一个明确的但超级简单的结论:习惯!

是的,现实当中的人其实压根就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进行充分理性的计算,遵循某种习惯大概是普遍的一种行为模式。但笔者在前文已经交代过,类似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利用一个边际的概念把原本丰富的心理因素给顶掉了。无论消费还是生产,我们决策的时候都遵循边际法则。消费的时候我们权衡各选择机会的边际效用或者边际替代率;生产的时候我们权衡边际成本。总归是通过边际法则进行精密的计算,最后得出一个最优结果。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人的决策就是等同计算机的决策,所有情绪之类的东西统统靠边。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纷纷仿效,一群经济学家整天没事就在屋里求最优解,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相对来说,斯密等人就被尊称为古典经济学家,边际法则是一个分水岭,基于此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就被称作新古典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斯密那种复杂的人不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按边际法则决策的理性经济人。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简化在理论分析上虽然占据优势,但随之而来的1929年大危机也让这种理论陷入了困境。其实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都是理性经济人,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引导我们走向和谐社会,那为何还会出现大危机?当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仅无法预见大危机的出现及其后果,而且也想不出恰当的对策来拯救百姓于水火。这个时候,必然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而伟大的凯恩斯恰逢其时的出现了。这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不仅在一战后担任过英国财政部的巴黎和会代表,还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参与组建了世界银行和IMF;同时他还是一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做一点外汇、商品和股票的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据说其遗产中在当时有50万英镑,相当的富有。当然,凯恩斯为人们所熟知的并不是这些经历,尽管这些经历帮助他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学理论。真正为凯恩斯赢得伟大名声的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

大家在说到《通论》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凯恩斯由此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祖师爷的地位。接下来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本书写得真晦涩,难以读懂。以至于等希克斯和汉森等人通过简单的线条把书中的一些思想展示出来,书中的宝藏才为世人熟知,以凯恩斯的部分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经济学家群体由此也诞生,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凯恩斯主义者津津乐道于凯恩斯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政府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原本毫无生机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如果说大危机让西方的经济病入膏肓,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如同给病人打了一针吗啡,从而短期内延续了病人的知觉。只要病人还睁着眼、喘着气持续一段时间,身体内的好细胞慢慢复苏,并最终击退坏细胞,病人也就得以康复。对于经济体来说,短期内通过政府强行注入需求,刺激企业生产,然后家庭有了收入,也就慢慢恢复了消费,然后经济就进入良性循环。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的新政恰恰在很多方面和凯恩斯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新政形式上的成功又为凯恩斯的思想提供了最好的注释。结果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在全球开始流行起来。连后来的美国总统都兴奋地说:我也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不过凯恩斯主义者是真的抓住了凯恩斯思想的核心,还是扭曲了凯恩斯的思想?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迄今经济学当中还有一股小潮流,名曰后凯恩斯主义者,就尤其反对凯恩斯主义者的荒谬。对这些后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压根就没有理解凯恩斯。整个宏观经济学中体现凯恩斯思想的两条曲线(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均衡;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和凯恩斯无关。因为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所建立的理论的前提在于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凯恩斯实际上认为,经济体系是不确定的,没办法进行充分理性的计算和预测。只能随情况而实时调整。经济是慢慢的自我演变的。于是乎后来学经济学的就开始抓狂了,到底哪个是真的凯恩斯?而后来的诺奖得主阿科洛夫又说,凯恩斯其实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这又是何故?且听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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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

周业安

22篇文章 13年前更新

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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