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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以题为“对贫困的救助与水价无关”发表在《中国经营报》2009年8月17日A12版

水价提高必然会导致普通家庭的贫困吗?这个问题看似成立。因为用水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水是必需品,每个家庭每天都要消费一定的量,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道理,假如水价每上涨一分钱,老百姓的每月生活费用都会增加一分钱。因而,水价和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水价的提高也会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增进。如笔者前文所说,水价偏低会导致水资源的耗竭,以及会阻碍相关替代品和节水技术的创新。如果水价提升,能够改变人们的用水激励,增进人们的节水意识,那么水资源就能够逐步得到合理运用。价格机制的关键作用就是激励,正确的价格产生正确的激励,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可惜这个常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人们总是着眼于水价提升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抵制水价调整的情绪。殊不知这种情绪无助于改变自身的福利。道理很简单,水价提升并不必然降低普通家庭的福利。正确的说法是,水价提升会降低普通家庭的当前福利,因为每个月生活开支增加了,但会增加未来的福利,因为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了,并且节水技术的创新大大加快了。因此,实际上面对水价的变动,普通家庭需要权衡的是当期福利和未来福利的问题,而不是当期水消费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可能有人说了,上述权衡没错,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水价提升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异常紧张,任何一块钱的增加都会导致这些家庭不得不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以保持整个家庭预算的平衡。是的,水价之变动对于贫困家庭肯定会非常严重,不过这种担心混淆了一个问题:对贫困的救助和水价无关!也就是说,水价的变动仅仅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关,和贫困问题无关。这是因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公共政策来加以解决。即使把水价问题连带考虑进来,依然如此。

先来看看水价问题和贫困问题是如何分离的。导致贫困的原因非常多,水消费的支出仅仅是其中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项支出。如果解决贫困问题都是通过压低资源价格来实现,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资源价格的严重扭曲,从而导致各种资源的浪费,看似现在的家庭贫困问题缓解了,实际上子孙后代的生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看看我国现在的资源利用情况吧。我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为90立方米左右,约为发达国家的3-7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52%,比发达国家低35%;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如果横向比较,无一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每年因为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导致我国的资源巨大的浪费。这些浪费又反过来加剧资源的耗竭,从而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增加一分生活的风险。

二十年前,我们的教科书上依然非常滑稽的写着: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我国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如此等等。其他各种矿藏储量也都相当匮乏。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式不得不让人思考:如何才能更加有效的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很显然,我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动员和宣传激励毫无效果,资源依旧在浪费,资源的利用效率依旧不高,这说明纯粹的动员和宣传激励是根本没有效果的。笔者坚持认为,现在资源利用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价格,人为的采取低价格政策看似保障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但子孙后代没有发言权,因而无法通过投票或者呼声来改变目前的资源价格。

假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能够明白本文前面讲的权衡,那么就应该考虑到,当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逐步提升资源的价格是多么重要。给定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那么笔者前面也讲到,必然会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此时怎么办?笔者也特别强调了,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和水价剥离开来。因为贫困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因为水资源价格上涨导致家庭每个月生活费用增加10元,那么相当于一年增加120元,这对于普通家庭当然是一笔可观收入。要知道像北京这种地方,按照北京市政府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才390元的最低收入,这个120元无疑是笔巨额开支了。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没关系。普通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方面都会有支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把这些方面的家庭支出降低120元,因而整个家庭的预算依然是平衡的。即使不做这样的账户调整,那么政府可以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120元现金补贴,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总的来说,水价问题完全是可以和贫困问题分开来讨论。如果一定要混杂起来讨论,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如人们早就提到的并且实施的价格歧视,一定的用水量内是一个水价,超出这个用水量就要交额外的水费。假如一个三口之家,卫生间用水每月平均4吨;厨房用水每月2吨;按照笔者的小区的水价,卫生间冷水2.22/吨,厨房冷水3.7/吨,这可以看作是本小区的一个基准价。那么核定这个额度后,假如该家庭8月份卫生间用水量达到了5吨,那么多出来的一吨就可以差别定价,比如这个一吨的价格就是3.0元。通过这种差别定价也可以影响家庭的用水激励。可能有人要说了,每个家庭的用水量不同,如何统一?其实在小区里做一个调查,就知道最低用水量的数据,因为节约用水的家庭还是有不少的。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一些方法未必可行,但其本意在于,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水价,而是在于公共政策是否配套。当然,家庭用水的价格需要变动,工业用水的价格更需要变动。因为工业用水的量是巨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后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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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

周业安

22篇文章 13年前更新

安徽绩溪人,先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经济学专业,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公司金融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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