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是在象牙塔里自得其乐，还是立足现实来实现经济学家的社会包袱，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议。坚持经济学的纯粹意味着自己对科学的崇尚，但脱离现实的科学可能未必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年的物理学奖奖给了给人类社会直接受益的光线之父一样，今年的经济学奖同样也颁给了“治理之父（母）”。而这正是这个飘摇的经济世界所最需要的。

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对好的治理机制的需要。所谓治理，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合理界定参与各方的责权利，以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本次获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廉姆森教授一直专注于经济组织的研究，并系统的提出了经济组织的治理理论；而印第安纳大学奥斯特罗姆教授则专注于公共治理的研究，试图提出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有效率。

特别需要申明，这两个学者都不是学院派的，都关注于现实，并立足现实，来研究各自的问题。并且这两位学者并不迷信数学模型，而是更侧重发挥自己对经济现实的感悟，来提炼自身的理论思考和逻辑。威廉姆森对经济组织研究的影响以及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治理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带有革命性，而两个教授的理论也都给社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威廉姆森对于企业并购和公司治理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组织变革的影响，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的。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会如何学以致用。

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个人都受到科斯的影响，都称得上是科斯的信徒。威廉姆森称得上是新制度经济学（NIE）的代表人物，正是得益于其系统化交易成本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应用于各种经济组织，才使得NIE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支得以建立和发扬，并且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得以体系化，并顺利入侵其他社会科学。尽管很多学者对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学说颇有非议，但这些非议大多集中在其思想难以模型化方面。但在实践当中的运用，则威廉姆森显得非常出色，其交易成本经济学甚至成为管理学当中的重要一员。

就威廉姆森的理论，概况起来非常简单。市场——各种中间组织——等级，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组织状态，无论经济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组织都是如此。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治理机制。究竟在某个具体经济活动中选择哪类治理机制，取决于其交易成本的大小。即一个被选出的治理机制必然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机制！仅此而已。这大概可以说明威廉姆森的理论之内核。

而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就更为简单，基本上是NIE的主要思想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其实就思想来说，其创新较少，没有威廉姆森多。但就其对公共领域的变革来说，则贡献卓著。而且奥斯特罗姆的学说更偏向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的有机结合，因此对经济学领域基本上没有太多影响。

就我国来说，对这两个人尤其熟悉。威廉姆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下就曾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讲到内容就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其讲义被作为经济研究资料出版，成为影响两代人的教材。这两代人现在主要集中在五十岁左右和四十岁左右，在其讲学之后，大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信徒，并且几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都采纳这个学说。而直接催生的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当时的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当时该中心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青年才俊。关于这个我曾经撰文详述过。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管理领域更为知名。其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寿龙教授，他曾经在美国访学期间师从奥斯特罗姆教授，并且直接回国后就把其学说和中国实践试图结合。其直接催生物就是后来的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后来加盟的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教授就是奥斯特罗姆的中国弟子。

我非常有幸能和天则以及九鼎都比较接近，并且担任天则所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样才能最真切的感受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国内的传承过程以及现实。我和茅于轼先生、清华的贾西津教授等人一起立足天则所一直非常努力试图建立中国的公共治理观察和度量理论与实践，以期推动中国的公共治理运动。

社会关怀是学者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的宗旨。能看到自己熟悉的理论获得认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特此记下此刻的感受。以慰这么多年的努力。尽管此时刚下课后比较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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